中国网7月30日讯（记者 白璐）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”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·狄更斯于19世纪50年代在其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双城记》的开篇语中这样写道。彼时，英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，但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却生活在极度劳碌与贫困之中，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红利。
如今，AI正在开启新一轮工业革命。当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关口，技术的变革将会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？又将如何定义收入与分配？
27日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（CF40）发布的宏观政策季度报告——《AI宏观经济学》回答了这些问题。报告指出，重大技术变革会推动生产率的提升，从而成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。然而，技术变革也会改变经济波动的底层力量，对供给和需求产生冲击，比如，AI会对就业市场、收入分配等领域产生影响，从而导致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、需求走弱，若应对不当可能会使增长绩效大打折扣。
CF40成员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进行主题交流时强调了AI对于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影响。“AI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确实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。对于未来一段时间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要做到未雨绸缪。”
CF40成员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进行主题交流。（CF40供图）
·“工业革命早期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往往比较困难”
恩格斯在其于184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著作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中描绘了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：在1790年至1840年间，英国的生产力迅速提高，社会财富与企业利润加速积累，但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，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同步改善。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·艾伦将这一现象命名为“恩格斯停顿”（Engels' Pause）。
黄益平梳理了人类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对于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：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，收入分配快速恶化，不平等加剧，“恩格斯停顿”现象显著；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，包括技术知识、组织资本在内的无形资产的投资溢价越来越高，随着技能变得更加重要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剧；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则出现了就业极化与工资不平等的现象，数字化革命使就业与工资出现了“U型”极化：高技能劳动者收入与就业机会快速增长，低技能劳动者相对稳定，但中等技能者薪资增长停滞、就业机会减少。
对于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，黄益平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：首先，收入分配更偏向资本，劳动收入份额可能会下降。企业加大资本投入、AI赋能劳动者都有助于提高产出，但回报增加的同时，劳动者收入增长停滞，从而使得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下降。第二，中产空心化与K型分化。AI会对劳动者产生赋能或替代效应，被赋能的劳动者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，而被替代的劳动者收入与回报都会下降，二者呈现K型两极分化态势。第三，技能分化与数字鸿沟加剧，阶层流动受阻。劳动者之间的技能差距会直接转换为收入差距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。不同行业、平台、区域会出现分化，最终可能催生一家独大、赢者通吃的局面。第四，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脱钩，财富分化放大。通过资产增值、成本转嫁与代际资源传递，财富不平等现象会放大，形成“富者愈富”的局面。
“工业革命带给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，但我相信人类是有智慧的，无论是通过阶级斗争也好，社会福利也好，最后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。”黄益平说。
·“在推动AI应用与创新的过程中，应坚持以人为本”
黄益平指出，随着AI技术应用的普及与深入，未来一段时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，就业压力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增强，“供强需弱”的矛盾也可能因此变得更加突出。因此，在推动AI创新与应用的过程中，应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原则，构建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，兼顾短期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效率，从而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。
首先，政策应当为失业者托底，帮助其平稳过渡。黄益平认为，AI所引领的技术创新和之前几次工业革命相同，也会对一些职业产生较大冲击。职业替代是经济进步的重要表现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平稳过渡。“如果技术创新必然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，那我们就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机制帮助失业者找到新的工作，或者起码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，不要让这种现象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。”为此，黄益平建议，从政策角度，应当完善失业保障与兜底保障体系，同时强化平台经济与AI领域反垄断执法，建立针对纯替代型AI应用的伦理审查与限制机制。“也许技术替代人不可避免，但从大的方向来看，我们还是应该更加鼓励赋能劳动而不是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。”
其次，应帮助劳动者提升能力，最终实现与AI的协同共生。AI的创新与发展对于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如复合型技能、人机协同的能力等等。黄益平认为，这意味着教育体系需要进行改革，将AI素养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融入其中，同时建立终身学习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，从而实现重塑人力资本结构的目标，推动劳动者从“被AI替代”转向“驾驭AI创新”。
最后，应当推动AI红利共享，实现分配再平衡。针对技术天然向资本倾斜的特点，黄益平认为，应当通过制度设计让全社会共享AI创造的价值，比如，参考国际经验，探索对AI超额收益征收调节税、建立全民共享的AI红利分配基金等。
“我们要看到，AI大幅提升供给效率的同时，如果收入分配持续恶化，总需求将难以跟上，导致‘供强需弱’成为持续性结构性问题。因此宏观政策不能只盯着逆周期调节，更要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、完善社保体系等手段，在提振需求的同时缓解结构性矛盾。”黄益平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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